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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宗元的“统合儒释”思想

  柳宗元在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一文中,勉励文畅要“统合儒释,宣涤疑滞”,体现出其自身对儒学、佛学,以及其他学说所采取的兼容并举的态度。这种兼容之态不同于白居易等人,他们完全从实用的角度出发,漠视佛教义理,只将佛教作为心灵的慰藉。而柳宗元对佛教众多宗派的义理有非常深入的研究,这方面就连自称“事佛而佞”的刘禹锡也远远不及。尽管柳宗元和韩愈一样也尊崇儒学为根本,但由于他对佛、道等学说的吸收,而受到韩愈的严厉批评。方介认为:“柳宗元与韩愈同尊儒学,而他对佛、道的取舍则与韩愈有别。韩愈一生力斥佛、道二教,对于老子思想亦加以排斥,仅略取庄子。柳宗元则以儒学为基础,吸收佛学与老、庄精义,而黜弃佛、道二教流弊。他们对于佛、道的取舍虽然颇有差异,但都有见于二教之弊而推尊儒学,因此,仍有部分意见是相合的。”这种说法很有见地。孙昌武先生也有专著,论及柳宗元的佞佛思想,精辟而又深邃。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。本文主要从柳宗元的儒、释观人手,探析其理性包容佛教众多宗派思想的行为,并由此来解释他反对天命论、反对迷信、反对祥瑞的思想与其佞佛思想的矛盾性,以及佞佛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。柳宗元以儒学为根本,很推崇《春秋》。他曾在《答元饶州论春秋书》中说:“《春秋》之道如日月,不可赞也。”而陆质是当时摒弃旧经学,结合现实研究《春秋》的著名学者,柳宗元和刘禹锡等革新派人士,都曾受其教诲,以求通经致用。柳宗元在《陆文通先生墓表》中揭示《春秋》旧论注疏之病,盛赞陆质“能知圣人之旨”。可见,柳宗元是鄙弃章句注疏烦琐之学而重视大义的,在《送徐从事北游序》中也说:“苟闻传必得位,得位而以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之道施于事,及于物,思不负孔子之笔舌。能如是,然后可以为儒。儒可以说、读哉!”他眼中的儒者是有远大政治理想,能“施于事,及于物”的改革时弊者。也正由于这种人世精神,他积极参加了永贞革新运动,成为其中的中坚人物。革新失败后,他被一贬再贬,仕途上遭受沉重打击,心绪趋于寂寥、落寞、愁怨,在无法排遣之中寄情于山水,托意于佛道。虽然此时儒家思想依然占有主导地位,但他大胆对传统儒学进行了重新审视,极富怀疑和批判精神。在《非国语序》中表达写作目的,他认为:“左氏《国语》,其文深闳杰异,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。而其说多诬淫,不概于圣。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,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、舜之道。本诸理,作《非国语》。”其六十七篇批驳了许多的谬说,如《三川震》中反驳周幽王灭亡由三川震决定之说:“山川者,特天地之物也。阴与阳者,气而游乎其间者也。自动自休,自峙自流,是恶乎与我谋?”将自然之变化与人事分离开。在《神降于莘》中指出神之说的荒诞,认为:“力足者取乎人,力不足者取乎神。”《晋孙周》更言:“单子数晋周之德十一,而日合天地之数,岂德义之言邪?又征卦、梦以符合之,皆不足取也。”其著名的《天说》亦是驳斥天命论的力作,认为天不能赏功罚祸:“欲望其赏罚者大谬”、“欲望其哀且仁者,愈大谬矣”。可见,柳宗元是坚决反对天命、鬼神、祥瑞等迷信之说的,这也正符合儒家不信鬼神的传统。正因为其敏锐的思辨力和宽阔的视野,才能客观地对待并吸收诸子杂家,以及佛道等学说。《辩列子》称赏其远离是非、淡泊名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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