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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正“耻”的路标 重塑“耻”文化

  一个“耻”字,中国古代哲人反复警醒,可为何现代人却频频越过警示线而毫不羞愧?从学术剽窃到医疗腐败,从教师协助学生高考作弊到飙车撞人后仍大言不惭,“耻感文化”在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一再缺失,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呼唤这种自省力量的回归。

  古代哲人言耻,着眼于善恶,即以恶为耻,以善为荣。后人言耻,着眼于成败,也就是以输为耻,以赢为荣。这一转变,就使得“耻感文化”变成了“胜败文化”、“输赢文化”。这一重大变化,就像岔路口的一块警示牌被人转了一个向,从此中国人开始走向另一个方向。

  余秋雨先生曾指出,这块警示牌的转向,主要源自科举制度。这一制度对选拔社会管理人才的正面贡献毋庸置疑,然而它对文人集体人格的损害实在是巨大的。在一千多年间,人们把“考上”和“考不上”作为判断一个人和一个家庭荣辱的主要标志,《范进中举》便是其中生动一例。文化人一千多年的文化体验,自然而然地沉淀为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,这种价值标准至今影响着人们,从一年一度牵动整个社会神经的高考中即可看出。

  在中国文化的道口上,那块“以恶为耻”的路牌就这样转向成了“以输为耻”。善恶关乎良心,而输赢只关乎名利,如此转向,恐已成为一次集体的心理迷失。更麻烦的是,历经千余年,岔路恐怕已被浩浩荡荡的人流踩踏成了阳关大道。由此,中国耻感文化的发生质的变化。

  无怪乎,如今大学生论文抄袭,他会说“天下论文一大抄,凭什么我不能抄”;医生收了红包,他会说“付出与报酬不相符,凭什么不能堤内损失堤外补”;学者拿了广告费,他也会说“学术独立又不能当饭吃,凭什么我不能去贩卖忽悠”……这些言语背后,满是对名利的关注和对善恶的漠视,也是对“耻”的忘却。

  所以,要使人们找回“耻感”,还当先把“耻”的路标扶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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