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临川才子金溪书”之“金溪书”

　　南宋之后，金溪被誉为“理学名教之区”。谓之“理学儒林裒然冠江右、忠贤相望，人文竟爽”，大有读书藏书之风，以致萌生了刻书业。浒湾的书铺街在明清时期成为江西雕版印书的一个中心，产生了“临川才子金溪书”这句民谚，“金溪书”成为了赣东地区的一个文化品牌。据北京琉璃厂有关文献记载，最早在琉璃厂摆摊售书的就是江西金溪人。清嘉庆道光间京城书肆也多为金溪人所开。

　　“金溪书”既指金溪雕版印刷的昌盛与名望，其实也包含了金溪藏书的规模与质量。金溪史载最早的藏书处可算唐中和二年（882年）何仙舟弃官隐居疏山，建仙舟书屋以读书著述自娱。其藏书详情无载，但后人因此而称此处为“书山”。北宋时柘岗吴氏读书堂，是王安石舅家藏书处，安石舅舅吴蕃“有诗数百篇传诵闾里”，他“出灵谷诗三十二篇”请安石为序成书。南宋时，青田陆氏一家兄弟互为师友，精研典籍，其藏书楼为槐堂和梭山老圃。当时谪居抚州的吏部员外郎许忻，藏书万卷，年青的陆九龄兄弟曾登门拜谒求教，深获许忻赞赏，“尽以当代文献告之”（一说赠之），九龄“自是益大肆力于学，翻阅百家，昼夜不倦，悉通阴阳、星历、五行、卜筮之说。”可见在许忻的指点帮助下，青田陆氏极大地丰富了藏书，不但有诸子百家，还有阴阳五行等杂著，而且注意了当代文献的收藏，这在藏书史上很有见地。

　　元代金溪芦河于广，“博通书史，其老屋数间，环以修竹，藏书数千卷，尝自言曰：‘余得耕先世薄田，读先人遗书，天之与我厚矣。’自称书房为‘木阜山房’，人称木阜先生”。著书甚多，有《广成娱志》、《木阜集》等等。危素志其墓。县城学者王颐贞筑“颐斋”、“笈书盈户”，其孙王英弱冠读书于此，为明永乐年间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，为当时书法大家。

　　明代金溪藏书楼数量增多。云林峰下有阳谷书院、城西有明谷书堂，都是“拥书万卷，经史百家皆在焉”。学者可“朝夕老树新篁之下，漱其芳泽”任由研读。溪南东石书屋，王蓂（字东石）所建。王为正德六年进士，官居礼部主事及浙江提学副使等，后“辞官不赴，杜门读书二十余年”。为辨陆学非禅，著《大儒心学录》、《东石讲学录》等。城东有宝山书屋，为聂庭璧所筑。聂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，授直隶华亭知县，曾“擢进单寒董其昌”，为巡抚海瑞器重，后任山东兵备副使，致仕后“归读宝山”。

　　清代金溪印书业渐盛，书铺作坊林立，作坊主人的藏书急剧发展起来，他们中一部分人既是书商又是学者，既以书为业，经商致富，又以书为乐，藏书玩书。甚而著书立言，形成清代（尤其是清中后期）金溪藏书界的一大特色。

　　清代金溪藏书楼主要有：

　　王有年研山楼。王有年，县城西门人，字惟岁，又字砚田。顺治十六年进士，授广西思州府推官、山东阳信知县。后不愿为官，“以病告归，购书数千卷，啸咏夷犹有终焉”。他从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起以个人之力独修《金溪县志》，历十个寒暑于康熙壬子年（1672年）而书成。置于研山楼，“世有识者，听其索观”。王有年和清初大收藏家周亮工为挚友，经常往复切磋。亮工世称栎园先生，为金溪栎园周家人（今属合市镇）。明清时期金溪书林有周氏刻书，数量不大，纸墨精良，就是栎园族中之出版物。

　　蔡上翔存是楼。蔡上翔，字元凤，别字东墅，县城东门人，乾隆二十六年进士，授四川东乡知县，以母丧解官归田不复出仕。其“为文纵横驰骤，不拘一格”，是当时知名学者。上翔所居东墅书屋现仍存，但破败不堪。位于进士第东侧，乃蔡上翔晚年居家读书著作之处。书屋仅方丈，门额上有蔡上翔手笔“东墅”二字，原先这里茂林修竹，山泉潺潺。内有藏书楼，名曰存是，“藏书万卷，囊括古今。”其《东墅文辑》三册，不分卷，牌记上注“存是楼藏板”，可见蔡氏亦雕版印书。

　　徐氏砚雨楼。金溪印山上源徐家徐昱，字捧曦，家贫，后发愤读书，于乾隆三十三年中举，授湖北宜都知县。督修万城堤有功，擢沔阳知州，兼摄宜城县事。其孙奏钧在家筑花园一所，栽罗汉松，植紫荆树，凿池种竹，又于园中建小楼一栋，题额有余地斋，楼上题匾砚雨楼，即为藏书楼。藏书按千字文（天地玄黄等）分类编号上架，每年六月晒书，足足要忙一个月。由于上源徐家地处静僻山区，故砚雨楼藏书躲过了清末民国的风风雨雨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，徐昱的六世孙徐善男手中之书仍有24大书箱。后来县文化馆征集了一部分，分装几部土车推走，剩余的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全部被焚。据其家人讲，那时“破四旧”，家里厄运当头，压力如山，吓不住，只有自己暗中烧书，足足煮了十多天饭，还要煮猪食，连纸灰都捣烂，怕被别人看到。有余地斋及砚雨楼二匾亦毁于其时。

　　王丽南见山楼。丽南，人称二离先生，乃王有年族中后辈，为光绪年间金溪名宿，以明经设馆授徒，从游者皆一时俊彦。其藏书楼曰见山楼。见山楼藏书约2万余册，土改时散失。一部分被县文化馆征集送省文化局，据人回忆，当时用挑老糠（即谷壳）的箩，一担担挑下来，一部分作废纸卖给南货店包豆豉。有一中学老师曾上楼拣书，拣了一大堆“宁都三魏”和李渔的“闲情偶记”等等，可惜他后来成了右派，这一箱书也毁失不存。民国时尚存的“见文如见山”的《见山楼集》是二离先生的诗文集，现已难觅踪影。

　　除文人或退休闲居的官员的藏书楼外，还有书铺作坊老板的藏书楼。民间作坊的藏书，是藏书文化的一个部分。印书业的兴旺，助长了藏书楼的发展，反过来藏书楼对善本、珍本、孤本的追求，又为印书业的发展提供了底本和范本。

　　赵氏红杏山房。创始人赵承恩，字省庵，浒湾人，咸丰、同治、光绪朝三次被荐举为孝廉方正，皆不就。晚年应聘主讲章山书院，学养深厚，著述宏富，为赣地著名学者。其著作有《周易绪言》、《诗注辨误》、《训徒琐言》、《性理拾遗》、《省庵初稿》、《红杏山房文稿》等。为了便于著述付梓行世，创办红杏山房。一边刻书销售，一边藏书自娱。从咸丰朝到清末，红杏山房刊刻了大量的抚州乡贤遗著。如《抚州五贤合集》、《江宜笏诗文存略》、《陆象山全集》、《汤文正公全集》、《西沱蠢遇录》等。吴草庐（吴澄）、吴康斋（吴与弼）、吴疏山（吴悌）、陈明水（陈九川）等抚州知名学者的文集均有雕版刊行。红杏山房所刻印的《赵氏藏书》、《汉魏丛书》等等均为多种多卷本的大型丛书，素为学者所重。红杏山房藏书楼落成于光绪甲申年（1884）春三月，当时抚州知府钟泽生曾记以文。

　　谢氏旧学山房。为浒湾谢甘盘所筑，谢稍晚于赵省庵、亦嗜书成癖，广罗旧刻版本，精心校印，其刻印本《天佣子全集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谢文贞公文集》等素为学界所重。现旧学山房已成民居，仍存于浒湾书铺街。

　　吴氏三让堂。三让堂书局为清乾隆初年城湖吴会章在湖南衡阳创办，道光六年（1826）又在湖南长沙开设分店，同时在金溪老家亦建三让堂，刊售书籍兼而藏书。清末书业萧条，衡阳书局先罢。长沙书店由族中几人合资经营，勉强维持到民国24年（1935）终于倒闭。本地三让堂亦渐歇业。吴会章字宽士，客游楚湘，喜书籍，遂以书肆为业。“梓行经史子集，镂板堆积如山”，他与儿子都“知书识礼，广交游，结纳名俊，终日与人探讨剖析古今典籍、野史稗乘毫无倦容。”吴氏三让堂自创讫止，垂二百余年，其藏书后星散在族人手里。所印书籍如《韵府群玉》等海内推为善本。山东淄博蒲松龄纪念馆有三让堂刻本《聊斋志异》。

　　余氏大文堂，为竹桥贡生余钟祥兄弟于嘉庆年间开设于浒湾镇。竹桥读书风气浓厚， “覃思博览，寒暑不辍”。大文堂藏书广泛，无所不收。该地有余振之者深研其各种藏书，纂辑诸子百家，文词诗赋，岐黄星相，浮屠堪舆，天官律历之说，删芜增缺，合成《万理统宗》一书，凡九十卷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书也多散失，据村民说，中国书店曾几次派人上门收购，均有所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