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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大女教授谢灵称手里还有很多“桃色新闻”举报信

铁骨铮铮混不了社会

拿着全院最低的工资,做一辈子的副教授。“在别人眼里,我是很失败的。”

但谢灵不这么想。

“我想让校领导知道,还有人对他不阿谀不奉承,就是为了公道。”

2012年,谢灵就厦大聘任制度存在的问题给校长朱崇实寄了一封信,但就是没有回应。

“我在信里,不用‘您’,只用‘你’,因为校长本身不尊重我。”

这封信源于两年前的续聘考核。当时,管理学院有三位老师因为科研成果不达标,被解除了聘任合同。其中两位都有超过二十五年的工龄,剩下一位是刚刚生产的产妇。除了后者等到哺乳期结束外,其他两人,在短短三个月内,都被学校除名。

这两个人,后来一个得了帕金森综合征,一个接到通知后嚎啕大哭,四年了,也没有再工作。

谢灵说自己很反感这种对老师弃之如敝履的行为,“就算你觉得没用,也可以人性化一点啊”。

曲江(化名)就是那个得了帕金森综合征的老师。后来,他将厦大告上法庭,按照国家规定,对于工龄超过二十五年的职工,在竞争上岗中没有被聘用,不得被解除与单位的人事关系。厦大败诉,但之后,学校拒绝支付诉讼期间理应发给老师的津贴。

“在这种官本位的体制下,老师没有尊严可言。”不敢得罪领导,因为生杀大权都掌握在后者手中,而和领导搞好关系,则好处多多。谢灵称,一些老师见到领导,就要变得弱智许多;女老师见到领导,则一下子变成少女,撒娇取巧。

这也就是为何许多老师都对当官趋之若鹜,有人曾告诉她,学校里一个处级岗位,就有四十多个教授激烈争夺。

而她自己,则拿着全院最低的工资,做一辈子的副教授。“在别人眼里,我是很失败的。”但她称自己不觉得,尽管会流露愤懑的情绪,“如果我要赚钱,校外的机会很多,我也不想评正教授”。

在长期的“斗争”中,谢灵也试图将自己的价值观留给学生。

在管理学院的课堂上,有些老师会炫耀自己给大老板讲过课,一堂课多少钱。谢灵则会告诉学生们自己在学校做过的事,包括检举陈汉文,帮助曲江打官司等等。有时,这样的转换显得有些刻意。一个学生回忆说,在讲完专业课后,往往不知怎么就引述到憎恶特权上来。

“她真的是一个正直的人,在默默地与那些本不该出现在校园中的现象和势力斗争。”木林(化名)说,学生们有事了一定会去找她帮忙,比如院系强制要求学生参加活动,他们就会请谢老师帮助学生争取自由。

但也有学生颇有微词,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炫耀,有的觉得这占用了课堂时间。一个会计系的学长则告诫他的学弟,“这个社会又不是铁骨铮铮就能混下来的”。

人心比万物都诡诈

举报者开始抱怨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斗争性不彻底。

2014年7月7日,谢灵和丈夫拍完了结婚二十五周年的纪念照。距离上次在网上发公开信,已经过了一年多。生活平静,直到第二天,同事告诉她,你火了。

那封写于一年多前的信,不知为何被翻了出来,放到网上。被公开指责的校长勃然大怒,不仅说她撒谎,还表示对她学术不端的调查早已开始。

突然躺枪的状态下,她不得不匆忙开始“斗争”。后来,许多朋友帮她分析,是不是有人想搞倒校长,利用了她而已。她承认这种可能性,因为已经有数封匿名的邮件或者微信发来,邀请她一同加入搞倒校长的行列。

甚至还有人告诉她,自己知道校长会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出现,她可以去揍他。谢灵能判断出,这不是一个玩笑,这个匿名人真的这么希望。

而那次掌掴副校长之后,也有意犹未尽者告诉她应该左右开弓。

2013年7月,一封匿名邮件让谢灵知道了副校长吴世农因为婚外情,被老婆泼了浓硫酸,送进医院。后来证实用的是洁厕精。

在谢灵收到的举报中,这一类的匿名信总是最多的。领导和下属开房,老师引诱学生,如同最近曝光的历史系教授吴春明诱奸女学生,各种桃色新闻,谢灵说自己早已接到过许多材料。

这让她愤怒,也让她心生惶恐,被举报者的罪恶让她瞠目结舌,举报人的恨意也让她大吃一惊,“都是为了搞臭、搞倒谁”。一次,为了一剑封喉,举报人甚至搞到了对方将开房算入科研经费的发票存根。

举报者催促谢灵赶快出手,她则犹豫再三。一个原因是,如果自己站出来举报了,他们会愿意出庭作证吗?匿名的就不说了,即使实名的,举报之前也会千方百计提醒,千万不要透露自己的名字。但这些不敢公然得罪领导、同事的弱者,却有着最黑暗的情绪。这些匿名教师身上所体现的“弱者的恶”,让她心有余悸,“之前都是顺民,没有发泄的渠道,一有机会,顺民就变成暴民。这样很可怕”。

人和人之间的关系、学术、都被这个制度扭曲了。

现在,对于举报的内容,谢灵会进行区分,属于提意见这种“人民内部矛盾”的,她会去向领导提,据理力争。属于揭人隐私,想把谁搞倒拉下马的,她就不做。

举报者开始抱怨谢灵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,斗争性不彻底。

“我不是真的想要斗争。”谢灵说,她只是希望得到公正和正义,但得到的方法,不是要打倒谁,而是靠事实本身。

但这已经不可能。举报者将她视为了一面斗争的旗帜,反对者则将她看做敌人。一方推着她去斗争,一方则认为她总是在斗争。

“到最后,我肯定是两边不讨好的人。”她说。

她有些困惑地发现,双方的戾气,没办法化解。大量斗争词汇被使用到语言中,例如某某及其党羽,例如某某团伙等等。

而她的矛盾是,在不知不觉中,这戾气也属于她自己。在谢灵给领导的信中,同样使用着诸如“卑鄙无耻、黑帮小兄弟、迫害、黑材料”般的文革语言。

对此,谢灵感到无可奈何,“我是想温和的,但到写信这一步,已经没办法了,你不跟他凶,就觉得天下没人可以治他。”

“每个人都是有罪的。”后来,她只好通过信仰寻求解释,“《圣经》上不是说吗,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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